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发展再到壮大的各个历史阶段中，留下了无数宝贵的红色资源，这些红色资源真实记录着党领导人民群众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的奋斗历程，见证着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形成、传承和发扬，蕴涵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学好党史，就要以这些红色资源为载体，重温党的历史上那些震撼人心的伟大瞬间，汲取那些催人奋进的精神力量，学习那些闪耀光芒的经验智慧，以革命先辈和英雄楷模为镜，找准差距和不足，校准初心和使命，从而坚定信仰信念信心，在新时代新征程上阔步前行。

用好红色资源，积蓄前行力量。历史总会在一些特殊的时刻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给人以汲取智慧、继续前行的力量。很多红色资源都是看得见的，能给人以最直观的感受。在瞻仰那些革命旧址、遗迹、文物时，我们会身临其境般地感受到当时那些感人至深的场面，深刻体会到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的艰辛和不易；在观看那些红色影像，传唱那些红色歌曲时，会在感动中深深唤起血脉中流动的奋进力量，激发起慷慨昂扬的斗志。用好红色资源，就要深刻挖掘红色资源背后的感人故事，传递红色资源蕴含的精神力量，以更鲜活生动、更有感染力的方式把这些红色资源宣传到广大党员干部身边，提升党员干部的认同感、责任感、使命感，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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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清“为什么要党史”，在学习党史中坚定信仰信念。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劈波斩浪奋力前行的拼搏史，是一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奋斗史。百年奋斗征程，百年为民之路，孕育出“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共产党人忠贞，砥砺着“忠诚印寸心，浩然充两间”的共产党人品格，涌现出雷锋、焦裕禄、谷文昌、黄文秀、于海俊等一大批忠诚于党、矢志为民、无私奉献的优秀共产党员。作为新时代党员，我们就要在学习党史中自觉坚定理想信念，弄清楚我们党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传承和弘扬先辈们坚如磐石的信仰、崇高为民情怀，在学习党史中知史爱党、知史爱国，不断补足精神之“钙”，更加坚定信念跟党走，更加自觉做到在党忧党、在党为党、在党强党。

明晰“怎么学党史”，在学习党史中厚植担当精神。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扛起带领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民族解放和创造幸福生活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站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点，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团结带领广大人民抗击疫情、开展脱贫攻坚，取得了一场场胜利，兑现了一切为了人民的庄严承诺。进入新时代，开启新征程，前方依然有数不清的“娄山关”需要攻克，有无数“雪山”“草地”需要跨越，如何在危机中赢得先机、在变局中开启新局，唯有不断厚植担当精神，始终迎难而上、迎风前行，方能不负时代、不辱使命。

清楚“学好党史做什么”，在学习党史中擦亮政治本色。学习我们党的历史就会发现，一部党史就是一部自我革命史，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到“八项规定”，从延安整风到历次党内教育，无不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人不断进行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正是我们党始终注重加强纪律建设、作风建设，才实现了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提升，始终保持了党的先进性、纯洁性。要在学习党史中，自觉以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不断自警自省自励，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要从党的历史上重要会议、重要文件、重要人物、重要思想等方面学习中，熟知掌握党的伟大成就、宝贵经验、光荣传统、优良作风，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始终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继续苦干实干、砥砺前行，创造出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业绩，奋力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党史中蕴含着智慧，党章中充满着力量。进入新时代，我们学习党史是为了知古今、明大义、续荣光。全体党员干部唯有自觉把学习党史作为“必修课”，在学习党史中砺初心、守信念、明方向、强担当、勇作为，才能为“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夯实思想根基，汇聚奋进力量，擦亮政治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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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党史以坚定理想信念

二、学党史以推动方法创新

从xx南湖之畔的一叶红船，到今天乘风破浪扬帆远航的中国号巨轮，我们党之所以能破除一个又一个困难，战胜一个又一个挑战，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立足实际、守正创新，不断提高应对风险、迎接挑战、化险为夷的能力水平。

在为人民谋幸福的新征程上，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党和人民的事业等不得、慢不得，消极懈怠换不来美好生活。因循守旧、故步自封，事业发展就会原地踏步。我们决不能被既有的成绩蒙蔽双眼、捆缚手脚，每一位党员干部都要拿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开拓精神和拼搏斗志，唯有不断开拓创新，才能更好开创未来。

三、学党史以践行为民初心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学习党史的成效如何终究要回到为民解忧的实践中接受检验，在为民担当作为中得到体现。

若处处以个人为中心，事事搞自我设计，忘了为民初心，便失了民心。只有始终同人民群众心心相印、同甘共苦，多谋民生之利，多解群众之忧，增进人民福祉，才能赢得人民衷心而持久的拥护和支持，才能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向前推进，在新征程创造新辉煌谱写新篇章。

回望党史，汲取经验；面向未来发展，更思肩上重任。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唯有学好党史这门必修课，在学党史中回望初心，坚定信念，勇于创新，我们才能交出无愧于党和人民的历史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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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一面镜子，它照亮现实，也照亮未来。学习党的历史，了解我们的过去能力，才能看清前进的方向。如何学好党史，用好党史，我觉得应该做到两个“牢记”和两个“必须”。

这两个牢记，一是牢记党的理想信念，始终不忘党的最终目标。理想信念简单地说就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对于我们共产党人，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为将来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这就是我们的理想信念。失去了，就不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动力和理想源泉。我们党的历史之所以有着如此丰厚的底蕴，正是因为每一名共产党人都牢记党的理想信念，不畏流血、不畏牺牲，朝着它坚定不移的走下去。二是牢记党的历史经验。历史是一本严肃的教科书，我们的党史，正是一部描述中华民族走出劫难、挺起脊梁的鲜活教材。党史记录着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一个又一个奇迹，这其中的经验和智慧无不凝结于党的历史。

学习党史，必须深刻领会，用心思考。不仅要入眼入耳，更要入脑入心。党的历史虽然只有**，但党的每一次进步都来之不易，每一个决定都经过深思熟虑、冷静权衡。如果只学其法、不究其义，一味效仿而失去了自己的思考和判断就很容易陷入迷惑不解的境地，寻求出路、解决问题就更无从谈起。

学习党史，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以学促用。理论联系实际是党留给我们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今天，我们学习党的历史就是为了吸取成功的经验，总结失败的教训。充分借鉴历史，解决好工作中的新问题、新矛盾。

历史是过去传到将来的回声，是将来对过去的反映。学好党的历史，了解过去才能把握今天，把握今天才能创造明天。从革命前辈的手里接过历史的接力棒，我们这代人要做好承上启下的历史任务，不断保持和发扬党的胜利成果。

党的历史像一条河流，曲折但是坚定地向着一个方向流动。穿行在**的历史长河，点点滴滴都闪烁着耀眼的光辉。我要做这长河中的一滴水，任他洪水猛兽还是壁立千仞都无所畏惧、坚定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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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坚定理想信念

党史记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实践中的探索、奋斗与发展，是我们弥足珍贵的政治财富和精神瑰宝。此次学习培训全体同志重温了党史，加深了对党史的认识和理解，从党史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坚定理想信念，不断增强坚守初心使命的思想与行动自觉，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砥砺奋进。

学党史，坚持对党绝对忠诚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今天强起来的伟大创举。一路走来，我们党经历了无数艰险和磨难，但任何困难都没有压垮我们，任何敌人都没能打倒我们，靠的就是千千万万党员的忠诚。

对党忠诚光靠朴素的感情是不够的，需要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高度理性认识的基础上，需要有深厚的理论支撑和浓厚的群众感情。要从党的非凡历程中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和实践力量，从党的奋斗历程中，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深刻认识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重大论断，真正学出信仰来、学出信念来、学出担当来，做到理论上特别清醒、政治上特别坚定、操守上特别坚正、行动上特别坚决，任何情况下都不改其心、不移其志、不毁其节。

对党忠诚，必须体现在实实在在的行动中。要把蕴含在党史中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转化为砥砺前行的实际行动，自觉加强斗争历练，着力提升七种能力，真正把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质体现在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伟大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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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金冲及先生是著名的中共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专家，尤其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几十年来发表了大量填补学界空白的研究成果，他所主编或共同主编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等中共领袖人物传记，是其中的突出代表。他的中共党史人物研究建立在翔实的史料基础之上，回到历史现场，尽可能接近历史实际，对人物的评价力求公正；将人物放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下，充分考察了历史的复杂性；注重夹叙夹议，在历史发展的关键之处常常出现具有“提神”作用的点睛之笔。

关键词：金冲及中共党史党史人物研究

作者邵建斌，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北京10008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4年第2期p67—p73

责任编辑：马征

金冲及先生是著名的中共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专家。他1947年进入复旦大学史地系读书，1951年毕业后留在复旦大学，算得上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历史学家。正如《中国历史评论》在对金先生的访谈中所指出的那样：“他既是人民共和国专业史学传统形成的见证人，也是这种传统的构建者之一。”自1955年在《历史研究》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至今，金冲及先生的很多研究成果填补了学界空白，在方法和风格上影响了几代学人。在中共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两个领域，他虽从中国近现代史开启学术生涯，但在前者中成果更多、影响力也更大。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金冲及先生对中共党史人物的研究尤其倾注了大量心血。他自己曾说：“我在文献研究室工作二十多年，花力气最多的是主持编写几部传记。大体说来，书中由我执笔或改写的文字大约占三分之一。我觉得当主编不能挂名，应该对全书每一个字负责。”这实在是金先生自谦。笔者粗略翻看过当年留下的各种书稿档案，感觉由他执笔或改写的比例远远不止三分之一。徜徉于这些文稿的字里行间，能深切感受到金冲及先生的深厚学养、扎实功底和求真精神，很能体会他治史之德、学、识、才的高度统一。

一、“看活”史料展现人物立体形象

金冲及先生研究党史人物，首重一切从第一手史料出发，将研究建立在翔实可靠的史料基础之上。中国史学传统历来讲求史料的重要性。梁启超说：“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有的学者甚至强调“史学便是史料学”。所以，在史学界常听人反复申说史料的独特地位和作用，所谓“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所谓“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无不是这方面的具体体现。金冲及先生在大学学习时曾系统地听过周谷城、周予同、谭其骧、胡厚宣、蒋天枢等老师的课，受到正规而严格的史学训练，极看重史料的作用。他常讲：“要尽可能详尽地占有材料，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一个史学工作者必须尊重事实，以客观冷静的态度来观察和对待历史事实。”“尽可能系统而详细地掌握可靠的历史资料、特别是当时留下的第一手资料，是历史研究工作者首先必须做到的事情。”因为“是不是符合历史实际，这可以说是衡量历史研究成果价值的根本尺度”。而对早已发生过的“历史实际”，作为后来人的研究者通常不能去重新经历、去直接感受它。只有对事件发生时的历史环境、社会氛围、思想风气，以及历史人物自身的复杂经历和具体表现了解得越全面、越深入，才能尽最大可能恰如其分地接近这个“历史实际”。而了解这一切，靠的就是“历史实际”留下的各种痕迹。

金冲及先生主编的首部中共党史人物传记《周恩来传（1898—1949）》，就是他进入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后严格按照上述方法写出的著作。编写项目启动时，在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尚有不少研究者是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他们在长期的工作中形成了对周恩来发自肺腑的崇敬和热爱，以至有人对要编写这样的传记觉得不妥，认为“我们哪有资格来评价周总理呢？”如何破除顾虑、展开工作？金先生带领编写组从基本资料工作开始，搜集到当时条件下可以找到的几乎所有史料，包括：邓颖超珍藏多年的周恩来作文手稿、旅日期间所记日记，周恩来作为中共主要领导人在各个历史时期起草或修改的电报、文稿、书信，以及相关会议记录等。除此之外，编写组还访问了同周恩来有过直接接触的几百人，走访了周恩来活动过的重要地区，搜集了数量颇为可观的专题性资料。

翔实的史料使传记的编写成为可能，但历史的迷雾绝不会因资料的堆积而自动消散。要在浩如烟海的大量史料中找出真相、理出脉络，更需要编写者具有扎实的考据功夫和敏锐的历史眼光。金先生带领的编写组将这些分散的资料联系起来加以分析，力求使历史的书写符合历史实际。在这一过程中，金冲及先生特别强调对资料“要边读边思考”，“读资料时，就是在从丰富的史料中寻求问题的答案。当你头脑里有了苦苦寻求答案的问题，读资料的时候，平时也许会轻轻放过的几句话会突然从纸面上跳出来，使你一下明白了事情的究竟。”最终要达到的目标就是把材料“看活”。具体说，便是“看久了又在脑子里再现出来，这个事情的前后经过、中间有什么争论和困难，好像是活生生的有声有色的事情”。金先生将其生动形象地比作看电影：“一张一张胶片都是静止的，不动的，但是放在放映机上用电力充进去一摇，在荧幕上全活了。”研究工作中的这种“电力”便是正确的理解力，甚至包括某些基于事实的想象力。这些功夫下到，写作才能水到渠成。

阅读、研究了搜集到的各种材料以后，一个活脱的、生动的、血肉丰满的周恩来形象就在编写者心目中基本活现出来。随后，通过平实又带有情感的笔触，把它描述出来，向读者展现了一个立体的周恩来形象。在这本传记中，我们常会读到这样的句子：“这种凄凉的经历，使他从小就懂得生活的艰难，磨炼了同他的年龄似乎很不相称的那种精明果断、富有条理的办事能力”。“他不怕麻烦，不辞劳苦，踏踏实实，埋头苦干，当无名英雄。”“周恩来作风中的重要特点是每当确定一个工作目标后，总是进一步弄清实际情况，周密地落实为实现这个目标所必需的措施，有条不紊地付诸行动，把事情做得很彻底，决不草草了事或半途而废。”哪怕是一位对周恩来相当陌生的读者，看过后也会在头脑中形成一个生动而基本准确的印象。

在研究中共党史人物时，金冲及先生不仅注重运用广角镜头描绘整体形象，而且注重用特写镜头描绘事态发展中诸多关键性的细节。诚如他所言：“对重要的党史人物，……首先要选择他在一些重大历史关头的表现”，因为“重要党史人物之所以能成为那样的人物，首先是靠他在重大历史关头表现出这些常人难以企及的品质”。比如，金冲及先生主持的传记编写组不抱任何先入为主的定见，一切从史料出发，一五一十地厘清了周恩来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贡献；同时，也不为尊者讳，实事求是地指明其历史局限。中共六大后，以李立三为主要代表的“左”倾冒险错误逐渐抬头。作为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周恩来，对革命形势在一定程度上也作了过高的估计，但他与李立三仍有所区别。《周恩来传》根据史料具体指出：“周恩来虽然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对形势也作了过高的估计，但在采取实际行动时总是比较冷静，不赞成不顾一切的蛮干。”周恩来“对‘武装暴动的直接革命形势’的判断，并不是认为它已经到来”，而是“要‘准备’和‘促进’它的到来”。而李立三“却认为‘革命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是一个东西’，从而很快把全国武装暴动提到行动日程上来”。“这是他们之间的基本区别。”“这是周恩来后来能很快站在反立三路线方面的重要原因。”

邓颖超同志看过金冲及先生主编的《周恩来传》后对他说：“你们花了许多时间收集了大量的资料，这样写出的传记不是片面的，而是比较全面的。最难能的是，你们对许多材料去伪存真，写进传记里，使得历史上一些误传的情况得以澄清。我认为这部传记写得很好，是一种创新。特别是对文风我很满意。你们把收集到的大量历史资料经过研究、选材，组织起来，比较完整地反映出一些重要的历史情况，这是一次最好的尝试。”“你们费了很大的力量来思考和组织材料，这一点值得你们发扬，至少要提倡这种写作方法。”

可见，金冲及先生在中共党史人物的研究中，运用大量史料，回到历史现场，尽可能接近历史实际，对人物不诿过、不溢美，对人物的善恶褒贬力求公正。这是他史德端正、史学扎实、史识敏锐的一个力证。

二、注重人物所处历史的复杂性

历史人物总是生活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下。一定的历史环境既包括当时的国际环境、社会生产力水平、政治状况，也包括社会上流行的各种思潮和弥漫的整体氛围，还包括人们的生产生活和思维习惯等。此外，由于中国共产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面临复杂的形势和强大的对手，中共党史人物的研究又要求研究者密切关注与共产党同时代的北洋军阀、国民党、日本侵略者等。历来的史学家对“背景”和“对手”这两方面都很重视。一则，历史不仅在时间上难以断然割断，而且“作平面的划割，更不容易”，“因为时间前后固有关联，有影响，而同一时间的各项活动更彼此有关联有影响”。再则，如不做对手的研究，就会像梁启超评李瀚章编《曾文正公年谱》时所指出的那样：“使得我们看了，好像从墙隙中观墙外的争斗，不知他们为什么有胜有负！”

在金冲及先生的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中，将人物放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之下，注重历史的复杂性，是一条重要原则。在以研究中共领袖人物为主要工作内容的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内部会议上，他曾讲过作人物传记要注意的几个关系，并把“传主和背景的关系”作为首要的一条。他强调：“人总是在一定的环境中生活和行动的。讲一个人，讲他一步一步的发展变化，都要把它放在比较宽广的特定背景下考察，包括当时的时代气氛，人们面对的问题和问题的棘手之处，对这些问题存在什么不同看法，客观环境对传主的影响和制约，等等。这样，读起来才有立体感，才能使人理解他当时为什么会这样想和这样做，为什么能够这样想和这样做，它的高明或不足之处在哪里，传主的贡献或作用是什么。”同时，他又提醒：“写的是人物传记而不是一般历史书籍，对背景就必须紧紧地扣着传主来写。”“不能简单地把别的书上对历史背景的现成叙述抄过来，这些叙述放在别人的传记中都可以，那就成了无的放矢。”金冲及先生治史中的这一特点，除开严格、系统的史学训练之外，大概也与他的工作经历不无关系。他曾在杨西光身边工作长达近十年。对此，金冲及先生回忆：“过去自己只有些书本知识和对一件一件具体事情引起的想法。而他（指杨西光——笔者注）在政治上十分敏锐，谈问题时总是从大处着眼，然后鲜明地抓住关键性问题，把道理和措施说清楚。”“他讲的都是对现实情况的分析，许多基本道理同历史研究方法基本是一致的。这样潜移默化，自己思考和分析问题时在方法论上不知不觉地也受到影响而发生变化，注意要从大局看问题，不能只是看到单独的一件一件事情。”这种风格在金冲及先生的著作中十分明显。

?周恩来传》写到周恩来接受共产主义思想时，没有把目光仅仅停留在传主一人身上，而是先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思想界的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严重社会危机，对当时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的先进分子曾在长时期内钦羡西方国家的富强，把它看作中国仿效的榜样。二十世纪初年，这种信念本已开始动摇。现在欧洲国家的社会危机竟以如此尖锐的形式在广泛的范围内爆发，不能不使更多人觉得这条旧的路子难以再走下去，需要改弦易辙，创造一种新的更加合理的社会。”而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又使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活生生的事实。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种种思潮在此时又经历一番新的激荡，空想的、不切实际的、无法施行的逐一被淘汰。在这样的背景下，周恩来才会发出“社会革命潮流东向，吾国又何能免”的感慨。作者此时再把镜头切回传主，讲述周恩来赴欧洲实地考察并“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才符合他思想发展的实际，使人读后才觉得顺理成章而不突兀。

金冲及先生在研究中共党史人物时，将人物与对手的互动叙述得既准确又因其跌宕起伏而扣人心弦。这首先源于他治史中对“背景”和“对手”的重视，也得益于他转入中共党史研究之前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打下的坚实基础。在他主持编写的《毛泽东传（1893—1949）》中，对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统一战线策略思想的提出，编写组从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的大势入手，写道：“一九三八年十月下旬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后，抗日战争进入一个以战略相持为特点的新阶段。日本、国民党和共产党三方面的力量和相互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重要变化。”并分别具体地分析：日本“对华侵略所能使用的兵力几乎已达到极限，已无法继续保持原有的进攻势头，不得不陷入他们极不希望看到的相持状态，把重点转向巩固已有的占领区，以期‘以战养战’，并对国民党进行政治诱降”。国民党方面，蒋介石认为“日本军事进攻的威胁已较原来大大减轻，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战争在敌后的迅速发展却使他越来越忧心忡忡。”编写组一边叙述各方局势的发展变化，一边叙述传主的应对策略，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提醒，到“抗战、团结、进步”口号的提出，再到“有理、有利、有节”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策略的最后定型，传记避免了乏味而冗长的理论介绍，将抽象的理论寓于双方斗争的实践之中，着实精彩。读过之后，对事情的来龙去脉了解得更为清晰，也更为具体地理解了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所针对的种种倾向，更深入地理解了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高明之处。

金冲及先生在强调历史背景时，尤其注重历史的复杂性。他说：“事情总是由很多侧面，甚至是相互矛盾着的许多因素构成的。”他常喜欢引用陈云的一段话：“人之所以犯错误，都是由于不了解实际情况就匆忙地决定对策，主观与客观相脱离。当然，我们过去所以犯错误，也不是对实际情况一点都不了解，只是了解的情况是片面的，而不是全面的，误把局部当成了全面。片面的情况不是真正的实际，也就是说，它并不合乎实际。所谓难也就难在这里。”尤其涉及中共党史中一些敏感问题，如前进中的曲折、探索中的失误，金冲及先生更审慎地提醒，研究要注意避免流于片面。他以宽阔的视野、敏锐的眼光，将人物放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之中，以对历史、对未来负责的态度，从诸多方面回望历史，既全面而具体地考察历史之变，又深入而不违常理地探究变化之理，将经验和教训慎重地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使得后人可以借鉴前人经验，少走弯路，将前人没有做好的工作处理得更少失误、更臻完善。

三、以“提神之笔”点出历史的关键

对历史人物作评价，是历史研究永远绕不过去的一个问题。金冲及先生的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也十分重视对人物的评价。对于如何处理议论和叙述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人物传记，主要是叙事体。你所要发的议论，最好是寓议论于叙述之中，使读者读了你叙述的事实以后，自己便能自然得出结论；而不是看完你叙述的事实后还不明白，需要你再发一大段议论后才能明白。议论的文字不是不要，可以用夹叙夹议的方式，在关键处或者需要特别引起读者注意处，画龙点睛地说几句，起到‘提神’的作用。”类似的观点，在他于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时的两位领导胡乔木、胡绳的论述中也反复出现。胡乔木曾说：“党史要多讲史实，因为历史就是由事实构成的。观点要通过叙述事实来表达。”胡绳则说：“历史不能脱离事实来发议论。”同时，“要有一点议论，不能光给人一堆事实。”金先生长期在两位党史前辈的领导下工作，对此自然印象深刻，他说：“乔木同志十分重视史论的结合。他强调文章里要有‘提神之笔’，‘对历史发展的关键要点出来’，这样才能使读者抓得住要领，文章才会有生气。”“他所要求的议论更多的是‘夹叙夹议’，不是离开历史事实的泛泛而论。”

金冲及先生的议论总在历史的关键之处，具有“提神”作用。所谓关键，一般来讲，是具有承上启下或转折意义的重要历史节点。中国共产党成立、南昌起义、八七会议、古田会议、遵义会议、西安事变、皖南事变、千里跃进大别山、三大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等等，都是这样的节点。在金先生的研究中，每逢这样的节点，总会在充分叙事的基础上出现具有“提神”作用的点睛之笔。读《毛泽东传》中“延安整风”部分时可见，作者在完整叙述延安整风的前前后后之后，评价道：“经历了几年的整风，使党内的思想取得了一致，使提倡‘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全党在毛泽东的旗帜下空前团结起来。”短短一句话，便指明了延安整风在政治路线、思想路线、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克服山头主义后的空前团结等方面带给中国共产党的重大而又影响深远的根本性变化。这样的评论当然不容易下，需要作者整体地而不是零碎地理解历史，从一件件具体的历史事件中抽象出一条或几条贯穿始终的主线，厘清历史发展的脉络，才可以在叙事时既能放得开以丰富历史的细节，又能收得拢而始终不偏离主线，才可以从后人看来是“必然性”的历史中发现更多的“选择性”，从而捕捉到别人不易察觉的历史脉搏。这样的评价和议论，在金冲及先生的党史人物研究中常常出现。这些评价和议论，既总结前一阶段的历史教训，又指明接下来要关注的重点，承上启下，使历史前后相继，浑然一体，既减少了割裂感，又突出了关键点。历史本身也正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这样按照它的本来面目去书写它，所有的事才有清晰的来龙去脉，也才能看清楚前一段历史为后一段历史奠定了什么样的基础、积累了什么样的经验，或者提出了什么样的新问题，而后一段历史又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取得了什么样的进步。

金冲及先生的议论还具有理论的高度。他一向重视理论，在为《中国历史学年鉴》写的专论中，曾专门论述现状、历史和理论的关系，并强调：“理论是历史和现实经验的逻辑的概括，自然是极其重要的。”曾和金先生长期亲密共事的著名党史专家龚育之对中共党史研究和理论研究的关系发表过精辟的见解，也颇能反映金冲及先生对两者关系的看法。龚育之说：“党的历史的研究和党的理论的研究，有很密切的关系。党的理论是从哪里来的？就是从党的历史中来的，从党领导亿万人民的革命实践中来的。所以，掌握理论要有历史的功底（不能从概念出发，单纯的逻辑演绎，而是从实际出发，依傍历史的经验），历史研究要有理论的高度（不是单纯的叙述过程和排列事件，也不是单纯的发掘材料和考证史实）。”“就整个党史研究来说，还是要提高理论水平。理论和历史结合，历史和理论结合，比较能够出深度，出说服力，出可读性”。

金冲及先生首先是一位历史学家，长于叙事，但他又能跳脱出具体的历史过程，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写出兼具史学之长和理论之美的文章。他在中共领袖诞辰纪念时的一系列文章、讲话，就是典型的代表。这些文章和讲话绝不是一时的应景之作，而是他长期研究中共党史人物尤其是领袖人物的心得体会。他在长时期内系统地读过这些领袖人物的文稿和档案，对他们的生平、思想，既从微观上了解每一个细节，又能宏观地总结出每一位领袖人物独有的性格特点和独特的工作方法。这些文章和讲话虽大都简短，但绝不简单。他将毛泽东工作中最为突出的特点概括为高度的战略思维能力、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对主要工作抓得很紧、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以一句话——“几十年岁月流逝，但是一提起他，无数中国人的心中依然会涌起难以抑制的崇敬和深情”——来表达中国人民对周恩来的无限深情。凡此种种，都生动传神地刻画了这些领袖人物形象。

金冲及先生在党史人物研究中的议论，“论人，能切中要点，让人一眼就能看出这些特点是所论人物独有而他人所不具备的，就好像一个活生生的人站在眼前一样。论事，能把事情放在大历史的背景下，把来龙去脉梳理得清清楚楚，把所论之事在政治进程、思想发展中的地位、作用说得明明白白。论理，能娓娓道来，就像一位长者在心平气和地讲述，毫无盛气凌人之感，使道理显得血肉丰满而让人触手可及、易于接受。”

金冲及先生在改革开放之初进入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并由此开启中共党史人物的研究生涯，在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前后，在人们的思想多少还有些禁锢的年代，他能坚持一切从第一手史料出发，实事求是地评价中共领袖人物，实属不易，具有开一代风气之先的意义。他注重历史的复杂性，将中共领袖人物放在整个国家和社会的背景之下，放在经济发展、思潮嬗变的长河之内，放在整个民族艰难探索、砥砺前行的历程之中，时时处处充满着“了解之同情”，叙事平实而充满情感，议论深刻又高屋建瓴。这些中共领袖人物传记，尽管在今天看来难免有些缺陷，但在基本史实方面没有硬伤，在主要评价方面得到各界普遍认可，至今仍是我们了解中共领袖人物的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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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教育心得体会2024800字篇7

以史鉴今、资政育人，四史教学目的在于通过历史的教育，深刻认识现代中国的发展脉络，深刻认识中国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为什么选择中国共产党、为什么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立对我们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历史认同和政治认同。历史观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基础。学习四史，保持锐意进取、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新时代承担着重要使命，广大上海党员、干部更要努力把四史学得更深更透，使头脑更清醒坚定，行动更坚决有力，充分借鉴历史，以敢为人先的创新发展精神，坚持改革开放的思路办法解决发展中的矛盾问题。要以更加宽广的视野，始终坚持对标国际最高标准、做好水平，更好代表国家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要以更加强烈的使命担当，勇立潮头，充分展示作为排头兵先行者的创造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增添新的光彩。学习四史，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重视从党的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这既是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增强思想政治工作能力和做好立德树人工作的有效途径。当今年代的党员大多是在改革开放后出生的，没有经历过战争的洗礼，没有遇到过国家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艰难险阻，只有通过学习四史，才能身临其境地了解我党走过的峥嵘岁月，体会我党在革命和奋斗中的艰难历程。学习四史要紧扣时代特征。要充分利用当地的红色文化资源加强教育引导，增强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定力。学习四史，汲取坚守人民立场，永葆共产党人初心。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动力和理想源泉。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战胜难以想象的困难和挑战，表现出超乎想象的强健的生命力，就是因为有信仰力量的支撑。在新冠肺炎疫情威胁着亿万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时候，党中央一声号令，全党从上到下闻令而动，广大党员、干部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英勇奋斗。疫情以来，全世界唯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不仅严控了国内的疫情发展，还早日踏上了复工复产、恢复民生经济的道路上。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信仰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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