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认真贯彻落实第五次全国法律援助工作会议精神，努力实现厅党组“改革创新、勇创一流”的工作理念，充分发挥我省法律援助工作在“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中的职能作用，根据厅党组的安排，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孔德勤、副巡视员田萍与省法律援助中心的同志一行4人，先后深入到商洛、铜川、汉中、西安4个市、8个县（区）的12个法律援助中心，12个乡镇（街道办事处）法律援助工作站以及3个村法律援助联络点对法律援助工作进行了深入地调研，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我省法律援助工作的基本情况

目前，我省共有法律援助机构118个。省司法厅法律援助机构1个，市法律援助中心10个，县（区）法律援助中心107个，占应设机构的100%。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共设立工作站2118个，在村组、社区确定了法律援助联络员，有了比较健全的法律援助工作网络。

全省118家法律援助机构中，有112家是经过编制部门批准成立的，其余6家是司法行政机关内部挂牌。在112家机构中，有行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两种性质，占行政编的地市有1家、县（区）有36家，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省级机构1家、地市机构9家（参照公务员管理的8家）、县（区）机构有65家（参照公务员管理的25家）。

我省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编制467人，实有510人，具有法律职业资格或律师资格134人，在法律援助机构注册律师73人，管理人员376人，占73.3%。在510人中，法律专业学历的325人，占64.7%。

xx年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9258件，其中，刑事法律援助案件2272件、民事法律援助案件6831件、行政法律援助案件155件；受援人员10598人次，受理法律援助咨询105922人次，开展各种法律宣传和服务活动60余次，接受宣传的群众约20万人次。

二、我省法律援助工作的基本做法及效果

（一）积极争取领导重视与支持，提高了法律援助工作的保障能力

近年来，各级司法行政部门把法律援助工作摆在司法行政的重要位置上，主动向各级党委、政府、人大、政协汇报，积极争取领导的关心与支持，提高了法律援助工作的保障能力。省政府办公厅于xx年批转了省司法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xx年5月省政府召开了全省法律援助工作会议，推动了法律援助的发展。xx年，在各方的努力下，省人大通过了新修订的《陕西省法律援助条例》，新条例凸显了政府法律援助责任，扩大了法律援助范围，降低了法律援助门槛，明确了相关部门的协作机制，提出了经费保障等具体要求，为加快法律援助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商洛市政府多次召开会议专题研究法律援助工作，xx年在市政府召开的有常务县（区）长参加的全市司法行政会议上，签订了法律援助工作目标责任书。汉中市明确要求各级人民政府把法律援助工作纳入为民办好事、办实事的具体项目中，并提供必要的组织保障和经费保障。西安市人大、政协分别召开会议，专题听取市政府关于法律援助工作开展情况的报告，市政府会议专题研究下发了《西安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建立起由主管副市长担任总召集人的“全市法律援助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二）建立健全各级服务网络，完善了法律援助工作的机制建设

截至目前，全省在省、市、县（区）均设立了法律援助机构。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在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老龄委等社团组织建立了法律援助工作部（站、点），以及在乡镇、街道办事处（社区）建立法律援助工作站达2118个，在村民小组、社区建立了法律援助联络员或信息员，形成了省、市、县、乡、村“五位一体”的工作网络，形成了以法律援助中心为主导、法律服务队伍为主体、社会志愿者为补充的服务和工作机制，使法律援助真正延伸到基层。商洛市组织了487人参加的法律援助志愿者队伍，弥补了专职队伍的不足；在全市163个乡镇、办事处全部建立了法律援助工作站，正式颁发证书，聘请了163名工作人员；在1670个村级调委会中，全部确立了联络员或信息员，极大的方便了群众的法律援助申请。铜川市依托相关部门分别成立了“青少年”、“困难职工”、“妇女”、“残疾人”等法律服务中心站点，形成了社会有关部门广泛参与的联动机制。

（三）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提升了法律援助的社会影响力

一是主动向党委、政府主管领导宣传法律援助工作；二是在“xx”普法和“法律六进”活动中大力宣传法律援助；三是通过抓骨干队伍的培训进行宣传；四是通过新闻媒体、互联网、专题节目等开展宣传。这些做法得到了各级领导的普遍重视和广大群众的真心欢迎，提高了法律援助的知晓度和覆盖面，也提升了法律援助的社会影响力。xx年9至12月，省司法厅组织全省开展了“法律援助三秦行”活动，今年元月，省司法厅印制了有特色的法律援助宣传年画，开展了向革命老区群众赠送法律援助宣传年画的活动；3月中旬，配合中央电视台采访了澄城县、蒲城县两起法律援助典型案例，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法律援助在行动”栏目中播报。各市利用节假日、法制宣传日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广泛宣传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和《陕西省法律援助条例》。

（四）大力推行便民举措，彰显了法律援助的职能作用

近几年，全省法律援助工作以改善民生、直接服务困难群众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推行了一系列的便民服务措施，加大对未成年人、残疾人、老年人、妇女、农民工、下岗职工、城市低保户等社会特殊群体的维权工作力度，对困难群众发放“特困户法律援助爱心卡”，对部分行动不便的残疾人和老年人实行“预约服务”和“上门服务”，对农民工开辟了维权服务的“农民工绿色通道”和“农民工接待岗”等，坚持“优先受理、及时指派、保证质量”的原则，全力以赴办好案件，有力维护了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如商州区北宽坪镇法律援助工作站克服人员和经费困难，去年一年就办理了10多起农民工工资拖欠以及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此外，全省法律援助工作在接待与处理涉法信访工作中，发挥了积极和重要的作用。省法律援助中心自今年7月以来，在省政府信访接待室挂牌安排专人接待来访群众，提供法律援助咨询，得到了信访部门的充分肯定；西安市法援中心今年上半年，与市信访局等相关部门联合办理了多起有社会影响的信访案件，如西安科大化工厂50多名职工因改制遗留问题上访案、刑满释放人员梁根红人身损害赔偿案等，充分发挥了法律援助的优势和作用。法律援助参与涉法信访工作，有效化解了矛盾，为党和政府排忧解难，促进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五）加强规范化管理与制度建设，提高了法律援助工作的服务质量

省法律援助中心在借鉴外省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省实际于xx年下发了《陕西省规范化法律援助机构建设基本标准》，在全省推行规范化建设与管理。近几年，随着法律援助工作的广泛开展，办案数量以20%的比例不断增加，加强规范化、制度化管理和基础设施建设成为法律援助工作的重点内容。全省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先后制定并完善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其中包括内部管理制度以及案件的审查、指派、办理、跟踪与回访等工作制度。如西安市在“四心”待人、“三个一”做事的基础上，创新实施了“首问负责制”、“一次性告知制”、“挂牌上岗制”等工作措施，还设立了“群众意见箱”和“监督投诉电话”，建立了受援群众意见征询和重大案件全程跟踪制度，形成了较完善的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监督评估体系。商洛市在全省实现了“四个率先”：一是率先成立了市、县两级法律援助机构统一规格与建制；二是率先落实了两级法律援助机构的人员专项编制；三是率先实现了两级法律援助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专项账户，并逐年增加；四是率先实现了法律援助网络体系全覆盖。

三、我省法律援助工作存在的问题

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机构不统一：各市、县机构设置的规格和建制不统一，有行政机构，有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和非参照事业单位，还有司法行政内部自己挂牌的机构。二是人员短缺：全省各法律援助机构都存在人员不足、特别是专业人员严重短缺的问题，尤其是县（区）人员偏少，难以满足工作要求。如商洛市总人口240多万，贫困和下岗失业人员约占30%，而市、县8个法律援助机构只有18人，有些县只有2名律师，要达到“应援尽援”的要求困难很大；法律援助机构具有律师资格和律师执业证的人员比例过低，有些还达不到三分之一，有近一半人没有法律专业学历。三是条件较差：法律援助办公场所和办公条件普遍较差，有少数法律援助机构到目前还没有独立的办公室，有的办公室不在临街位置或一层，没有配齐电脑和专用电话，大多数机构没有交通工具。四是经费困难：各级法律援助机构都程度不同地存在办案经费困难的实际情况，相当一部分贫困县（区）主要依靠国家和省法律援助办案专项补助开展工作，相应的配套资金不到位，有些没有将法律援助经费列入当地财政预算，有些没有建立法援资金的独立账户，有些案件的补助过低挫伤了办案律师的积极性，也影响了案件的质量。五是协作不力：法律援助工作是政府责任，需要相关部门的相互协作。但是，中央九部委的联合文件在一些地方还落实不到位，法律援助案件与司法救助及档案查询等衔接不到位，应予减免的费用也未完全减免。六是宣传不够：对法律援助的宣传重视不够，缺乏宣传经费投入，领导和群众知晓程度不高，贫困地区仍有死角。七是办理案件的数量和质量也存在问题：尽管法律援助的案件每年都在不断增加，但与“应援尽援”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案件的质量也有待于提高。

四、对我省法律援助工作的建议和对策

（一）提高思想认识，进一步增强法律援助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法律援助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困难群众合法权益、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认真履行职责、切实做好法律援助工作，是党和国家赋予司法行政机关的重要职责，是我们的光荣使命。在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中央“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新形势下，全省各级法律援助工作者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国务院的重大部署上来。要充分认识在新形势下做好法律援助工作是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是保障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是贯彻落实中央“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决策部署的必然要求。要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去认识和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按照司法厅党组“改革创新、勇创一流”的工作理念，抓住机遇，加大力度，推动我省法律援助工作迈上一个新台阶。

（二）努力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着力提高新形势下法律援助工作水平

全省法律援助机构和法律援助工作者，要树立全局意识，围绕中心开展工作，采取得力措施，千方百计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使更多的困难群众得到法律援助的实惠，享受改革发展成果。一是在提高困难群众知晓率上下功夫，要运用各种形式各种手段开展律援助工作的宣传，认真宣传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和新修订的《陕西省法律援助条例》，使困难群众了解法律援助制度，增强依法维权意识。二是要降低法律援助门槛，认真落实新增加的法律援助事项，适应新形势下困难群众的法律援助需求。三是建立健全法律援助便民服务窗口，完善便民措施，使困难群众就近、及时申请法律援助，得到便捷周到的援助服务。四是要降低群众维权成本，建立完善法律援助案件异地协作机制，特别是要高度重视农民工以及残疾人、未成年人和下岗职工等特殊群体的法律援助案件。坚持以人为本，选择有利于受援人的服务方式，鼓励调解、减轻诉累，对特殊案件采取特事特办。五是完善法律援助受理、审批、指派、承办各个环节的工作程序、工作制度和服务标准，提高规范化水平。六是建立健全法律援助公示制度、质量跟踪检查制度、投诉处理制度，提高办案质量。七是及时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推行办结制度，提高工作效率。八是加强信息资源的整合与开发利用，建立司法行政法律援助工作平台，充分发挥律师、公证、司法鉴定的职能作用，全面服务困难群众。

（三）加强思想政治建设、业务能力建设和行风建设，培养和打造一支过硬的法律援助工作队伍

法律援助机构要认真抓好队伍建设，不断加强政治理论的学习，加强职业道德的建设。广大法律援助工作者要坚定政治信念，端正执业理念、规范执业行为，始终做到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努力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统一。要加强法律法规学习，有计划、有力度、有效果地逐级开展教育培训工作，把集中学习和个人自学相结合，及时更新学习内容，创新学习方式，努力提高执业能力和执业水平。法律援助工作者要强化责任意识，脚踏实地，真抓实干，努力办好每一个案件，处理好每一件事情。要发扬艰苦奋斗、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坚持爱岗敬业，忠于职守，坚决防止和杜绝违反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的行为，培养和打造一支让党和政府放心、人民群众满意的法律援助工作的过硬队伍。

（四）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努力提高法律援助工作的保障能力

要认真贯彻《陕西省法律援助条例》，进一步夯实各级政府的法律援助责任。

1、领导保障：要切实把法律援助工作摆上更加重要的位置，列入议事日程，加强组织领导。要积极主动向党委、政府汇报法律援助工作，建议省委常委会与省政府常务会专题研究一次我省法律援助工作；争取将法律援助工作列入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把法律援助事业纳入全省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争取以省委、省政府名义召开全省法律援助工作会议；建议以省政府名义转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我省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

2、机构保障：法律援助案件近几年以20%比例逐年增加，量大面广，现有机构和人员已不能满足工作的需求，需加强机构增加编制、人员，建议在经济发展较快和人口较多的市司法局设立法律援助工作处，和法律援助中心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兼有管理和办理案件两项职责；在经济发展较慢和人口较少的市和县（区）可以只设立法律援助中心一块牌子，审查和办理案件，县（区）重点是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县（区）法律援助中心要指导乡（镇）法律援助工作站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宣传、咨询，做好群众法律援助案件的初步审查与简单民事案件的办理。

3、加强县（区）法律援助机构的人员配备：法律援助机构专职人员的配备应该与工作任务相适应，县（市、区）不少于3-5人，工作人员应该具有法律大专以上学历，具备法律职业资格的人员应该不少于二分之一。

4、基础设施建设：各市、县的法律援助中心以及各乡镇的法律援助工作站办公场所应该是交通便利、标志明显、具备方便残疾人使用的无障碍设施，方便群众来访；是临街房，省、市法律援助机构面积不少于100平方米，县（市、区）不少于60平方米，应该设有专门的接待室。要抓住中央扩大内需一揽子计划的有利时机，将法律援助业务用房、办案设施纳入投资建设规划。

5、设备保障：积极争取省财政设专项资金解决法律援助办案设备。在省财政尚未设立专项资金前，建议我厅拿出一部分经费，为县级法律援助中心配置必要的宣传器材、办案设备等。

6、经费保障：争取省财政每年保证500万元法律援助专项资金列入财政预算，希望省财政设立农民工法律援助专项经费，各市、县要将法律援助专项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要推动贫困县（区）建立中央和地方按比例分担法律援助经费动态增长机制、法律援助经费保障体制，加大对贫困地区支持力度，提高经费保障能力。建议设立省法律援助基金会，建立社会化资金筹措机制，增强资金保障能力。

7、管理保障：加强对法律援助工作管理和经费使用管理，建立完善内部监督机制，畅通监督渠道，主动接受社会监督，确保办案补助经费及时发放和资金使用安全。要建立健全法律援助工作的奖励机制，充分调动积极性。八是衔接保障：内部保障是由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司法鉴定机构等与法律援助建立服务衔接，对法律援助受援人减免服务收费，努力满足困难群众的需求。外部保障是加强与编制、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财政等部门以及公检法的衔接与协作，使各部门在法律援助工作中各负其责、相互协作、形成合力，共同促进法律援助事业的新发展，促进我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为陕西社会和谐稳定作出新的贡献。

法律调研报告篇2

xxxx涉农的共有两个街道，为清流街道和扬子街道，属城村兼有的模式。清流街道辖区内共有15个社区、3个村，扬子街道辖区12个行政村和4个社区居委会，其中农业人口占了很大比例，农民的年人均收入约为4260元，较城镇居民收入偏低。而农业家庭中的贫困户约占3%，农民的家庭收入单一、来源少，支出多为农业生产投资、子女教育和疾病医疗等。

近年来，随着城市南移，农村土地大部分被征用，伴随而来出现了诸如安置费分配、农村宅基地划分、拆迁安置等方面的新问题，农村的法律服务需求也随之增多。农村的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城市，有很大一部分前来咨询的农民都不愿意诉讼解决，原因是：由于家里穷不愿意拿一笔钱去打官司。随着物价的上涨以及诉讼成本的提高，这个问题显得尤为突出。由于历史习惯、观念意识、经济发展等诸多原因的影响，农村或农民身上的案件有许多属于法律援助案件的范围，比如：子女对父母的赡养费给付案件、父母对子女的抚养费给付案件等，另外，当前农民工的权益保障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目前，街道上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有三名专业法律工作人员，学历均为大专以上。各村有一至二名联络员，由于法律援助的宣传力度不够，以及法援案件受理的条件、程序，农民申请法律援助的很少，农民出现法律纠纷，多数愿意通过调解解决。

一、现在的法律援助工作主要存在的问题有：

1、法律援助工作宣传力度不够。

法律援助中心多设在城市里，针对基层农村宣传较少，因为宣传的少，广大农民就不了解法律援助，不仅开展法律援助工作非常困难，而且对于整体素质不高的农民，一旦他们的合法权益遭到侵害，他们不知道求助于法律援助机构或者法律服务者，就会采取其他非法手段去维护自身权益，从而引发了更多的社会问题。

2、法律援助审批程序亟待完善。

法律援助审批权在法律援助机构，当事人只要交齐相关的证明和材料一般就能够获得免交代理费等法律援助。在农村，开具一份无收入或生活贫困证明非常容易，这就给一些人留下了可乘之机，难以确保全部法律援助资源都切实用于帮助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受援人，加大了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成本，降低了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效率。因此，如何进行严格且有效的审查是法律援助审批程序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法律援助除了免交律师费、代理费外，还应包括减、缓、免交诉讼费，这就涉及到法院对法律援助案件的审批。而对于法院来说，法律援助案件一般仅限于或说多限于刑事辩护案件的法律援助，对于民商行政诉讼案件，当事人要想减、缓、免交诉讼费，一般不太可能，得到法律援助的可能性很小。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法律援助机构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民事案件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而法院却没有同意其缓、免交诉讼费用，最终导致无法立案。

二、加强农村法律援助工作提的几点建议。

1、加强宣传，让农民“知”法律援助。

随着时代的进步，农民获取信息的途径越来越多样化，仅仅依靠发放宣传资料已经远远不能达到宣传的效果了。在当今这个信息多元化的时代，在有条件的农村要充分利用报纸、杂志、电台、电视、网络等媒体宣传法律援助的相关内容；可以通过送法下乡、法律咨询等途径，进一步加大对法律援助工作的宣传力度，让需要法律援助的人了解法律援助的基本原则，明确法律援助的条件范围，在权益受到侵害时知道怎样去寻求法律保护，使他们“请不起律师，打不起官司”的难题得以解决。

2、协调配合，让农民“用”法律援助。

仅仅“知”法律援助是不够的.，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让那些需要法律援助的人“用”法律援助来维护自身的权益。首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在工作中遇到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当事人要主动向当事人提出并积极协助法律援助机构办理法律援助的有关事宜；其次，法律援助机构要严格审查制度，提高工作效率，使应该得到援助的人得到应有的援助。最后，法律援助机构应与人民法院密切配合，杜绝因无法交纳诉讼费而致使法律援助终止的情况发生，使农民能够顺利地“用”法律援助。

3、提高质量，让农民“信”法律援助。

市场经济体制下，产品质量尤为重要，法律援助工作也不例外。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农民对法律援助的信任度，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或法律工作者要认真做好案件的审阅、调查和准备工作，不能因为农民懂得少、是弱势群体就敷衍了事，要确保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切实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法律援助只有获得了信任，才能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关注它，才能发挥出更大的作用，才能为维护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做出更加巨大的贡献。

4、加大投入，让农民“靠”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是司法行政部门的责任，政府应该加大对法律援助的投入，使更多的人能够得到法律援助，使更多的农民能够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利益，真正做到让农民“靠”法律援助。

法律调研报告篇3

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中包含刑事法律援助和民事法律援助两大部分，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往往都把工作重点放在了民事法律援助中，而忽视了刑事法律援助的存在。刑事法律援助作为人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公平、正义的重要体现，理应在我国法律援助制度中发挥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一、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起源及立法规定

法律援助制度最早起源于十九世纪的英格兰，是缓和阶级矛盾的产物，最初仅仅是一种律师个人道义行为和某些社会团体的慈善行为。直到20世纪中叶，法律援助才逐步由个人慈善行为转化为国家的责任，在这一时期，西方发达国家纷纷通过立法的形式，将法律援助制度化。

我国的法律援助则开始于1994年，时任司法部部长的肖扬同志提出了在我国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设想，并开始在全国进行了试点。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修改的决定》，首次以立法的形式，规定了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基本原则和框架。这也是在我国立法史上，首次明确提出“法律援助”的概念，并将法律援助写入法律。而我国整个法律援助制度的确立则是始于1996年5月15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该部法律专设一章，明确规定了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围和律师的法律援助义务，从而确立了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框架。可见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最早起源于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

1997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对刑事法律援助做了详细的规定，20xx重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在此基础上，将刑事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围、实施阶段进行了进一步的扩大，在受案人群中增加了为限制行为能力人和无行为能力人提供法律援助，在受案范围中增加了为无期徒刑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从原先的仅在刑事审判阶段提供法律援助，扩展到在侦察、起诉、审判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使刑事法律援助能够真正担当起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国家责任。

而我国的《法律援助条例》作为行政法规，又进一步对刑事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围、条件进行了补充规定，增加了自诉案件的刑事法律援助。

可以说，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围已经非常的详尽了，几乎涵盖了整个刑事诉讼的全部过程，主要包含了未成年人刑事辩护，盲、聋、哑、限制行为能力人刑事辩护，死刑、无期徒刑刑事辩护和经济困难人员的刑事辩护三大部分。

二、我国刑事法律援助所存在的问题

据不完全的统计，20xx年我国民事法律援助案件共达到80余万件,但刑事法律援助的数量自20xx年来几乎始终保持在11万件左右，一直没有大的增长，仅占到全部法律援助案件的20%左右。以我市所提供的法律援助案件的统计为例，20xx年民事法律援助案件数与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数量基本持平，但到了20xx年民事法律援助案件数增长了近三倍，而刑事法律援助案件却减少了50%，于整个法律援助案件的增长趋势极为不符。且近五年来，我市提供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类型仅包含未成年人辩护和死刑、无期徒刑刑事辩护两大指定辩护，未涉及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己申请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法律援助机构没有充分认识到刑事法律援助的重要意义，对刑事法律援助存在误解。

在实践中，法律援助机构很少主动接受受援人的申请，都是被动的接受法院的指定，认为刑事法律援助仅是法院指定的案件，刑事法律援助是法院的职责，法院不指定，法律援助机构便不应当主动的介入到刑事诉讼程序中，法律援助机构在刑事法律援助中处于辅助地位，而不应当是主导地位。这是因为一方面大部分的没有认识到刑事法律援助在我国体现我国司法公正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忽略了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样处于弱势地位，同样需要法律援助给予援助。另一方面，由于刑事辩护的风险大于民事代理，刑事法律援助本身是无偿的，其风险相对于普通的刑事辩护更加大一些，导致了一些法律援助机构存在畏难思想，不希望或者不愿意承担刑事法律援助。

（二）法律援助机构不注重宣传，导致刑事法律援助在大众中的知晓度相对较低。

从近几年的工作中我们能够发现，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在日常宣传中，均注重民事法律援助的宣传，很少或不对刑事法律援助进行宣传。这种宣传方式，直接导致大众普遍认为，法律援助只是民事纠纷提供援助，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提供法律援助，从而使得应当得到刑事援助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丧失了他们所应当享有的权利，公安部门、检察部门也因为不了解刑事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围和条件，而拒绝为符合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转交法律援助申请。最近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刑事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围进行了扩大，对于刑事法律援助的申请阶段也做了扩大规定，我国的各级法律援助机构仍没有抓着这一宣传的大好机会，对刑事法律援助进行专题宣传，错失了扩大刑事法律援助影响力的有利时机。

（三）法律援助机构与公检法在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的衔接机制不顺畅。

目前刑事法律援助都是到了法院审判阶段才介入，在侦查、起诉阶段基本上不介入。导致这种现象

的原因是，对公检法司四家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如何具体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并没有相关实施细则，也没有建立公检法司四家在刑事诉讼活动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衔接机制。因此基于刑事法律援助立法和法律援助机构与公检法三家在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衔接机制的缺失，公民的刑事法律援助权也就难以得到保障。

法律援助机构没有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建立联动工作机制，缺乏了可实际操作的规范性文件，现阶段的法律法规中涉及此项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各地在落实公检法司四家开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衔接机制时也少有实施细则，事实上造成了有关部门对刑事法律援助不重视，宣传不到位，工作不落实。犯罪嫌疑人与刑事被告人不知晓有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自然也无从保障其诉讼程序的合法利益。

（四）法律援助机构不能够充分保障辩护律师行使辩护职责，严重影响了辩护律师的辩护积极性。

在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有时候将对被告人的判决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因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办案补贴本身较低，调查取证的费用又相对较高，辩护律师要调查取证，就要自己承担有关费用，严重影响了刑事辩护律师的积极性。同时，由于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制度中，对于律师行使辩护的行为进行了诸多的限制，导致辩护律师在辩护过程中阻碍较多，没办法充分行使其辩护职责，刑事法律援助的公益性，导致了大部分的援助律师更不会积极地行使辩护职责，从而影响了刑事法律援助的办案质量，使刑事法律援助流于形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刑事法律援助不再信任，进一步制约了刑事法律援助的发展。

三、完善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措施

（一）充分认识到刑事法律援助的重要性

平等是现代法的基本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仅仅是口号，更是社会实践的内容。我国《宪法》第33条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要求，公民在司法面前享有平等的地位。为经济困难的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提供刑事法律援助，体现了国家对公民的平等保护，体现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要求。在刑事司法领域，没有律师参与的审判，至少在程序上被认为是不公正的审判，这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普遍的共识。保障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各阶段能够有效的律师帮助，己经成为衡量程序是否公正的标准之一。正如美国学者所言：“司法正义——不管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或是其他任何种类的，都不仅仅是目的，而且还是一种程序：为了使这一程序公正地进行，所有被指控犯罪的人都必须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因此，提供法律援助不仅有利于被告人的基本人权得到保障，也有利于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法律的保护，对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

（二）扩大对刑事法律援助受案范围的宣传，提高其在公众中的知晓度。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和《法律援助条例》对于刑事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围和申请手续都有了明确的规定，但是人们往往更注重或者倾向于民事法律援助部分，忽略了刑事法律援助部分，作为刑事法律援助的实施者和管理者，法律援助机构应当重视自己担负的责任，借助新《刑事诉讼法》即将实施的契机，扩大对于刑事法律援助的宣传，采取多种宣传方式，将刑事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围、审批条件广泛的宣传出去，尤其是应当将新《刑事诉讼法》中专门针对法律援助新增加的章节进行专门的宣传，可以就扩大的刑事法律援助范围进行专题宣传，以扩大刑事法律援助的知晓度，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刑事法律援助，同时还应当在公安部门、检察部门、审判部门等部门进行刑事法律援助的宣传，并在这些存放刑事法律援助的宣传材料，在公安部门、检察部门向犯罪嫌疑人告知其诉讼权利时，能够将其拥有申请刑事法律援助的权利告知他们，以便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律援助权利在侦查阶段、起诉阶段得到充分保障。

（三）完善刑事法律援助中法律援助机构与公检法四家的衔接机制。

由于当前在刑事法律援助中公检法司四家的衔接机制的缺失，使受援人的合法利益受到了较大侵害。因此，法律援助机构得到公检法三家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配合，完善这种衔接机制，是做好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迫切之需。首先，制定约束力较高的规范性文件，尽快出台行政法规效力以上的法律法规，将目前司法部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之间关于刑事法律援助联合通知这些零散的发文统一到一个法律文件中去，以加强刑事法律援助的法律效力。其次，各地可以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在施行过程中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并将这种实施方案落实到实处。再次，由于在刑事法律援助衔接机制中关键是让犯罪嫌疑人以及刑事被告人享有申请法律援助的知情权，以及提高效率、简化相关手续，让受援人能及时得到法律援助，因此，为了让法律具有可操作性，就要在法律中规定相应的制裁措施，在有关的司法解释中对有关部门处理犯罪嫌疑人以及刑事被告人申请法律援助工作的时效做出严格的规定。

（四）建立有效辩护机制，确保刑事法律援助律师能够充分行驶辩护人辩护职责。

只有刑事法律援助的辩护律师充分行使辩护职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才能得到保障，刑事法律援助的作用才能得到充分体现。这就要求法律援助机构一方面加大对刑事法律援助的资金投入，为刑事辩护律师充分行使调查取证的权利提供财政保障，鼓励援助律师积极行使调查取证的权利；另一方面，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主动与侦查部门、检察部门、审批部门进行沟通，为刑事法律援助的辩护律师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辩护职责，提供不同于有偿辩护案件的便利条件，以体现刑事法律援助案的公益性。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充分保障辩护律师在辩护过程中的权利，在辩护律师受到阻挠时，能够充分发挥机构作用，积极协调同各部门的关系，消除援助律师在辩护过程中的障碍。

（五）提高刑事法律援助的质量，构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监督体制。

虽然刑事法律援助是无偿的，但是因为其所肩负的社会责任和国家责任，刑事法律援助的辩护质量关乎了刑事法律援助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刑事法律援助的辩护质量显得尤为重要。在实践中，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建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监督体制，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确保法律援助律师认真、负责的行使辩护人的职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得到充分的保障。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建立会见旁听制度，用以监督辩护律师能够在会见过程中充分了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案件情况，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案情不被遗漏。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建立庭审旁听制度，确保援助律师能够认真参与庭审，充分行使辩护人的辩护职责。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建立案件回访制度，从而了解法律援助律师在整个办案过程中是否有存在违规违纪行为。法律援助机构还应当建立奖惩机制，对于认真行使辩护责任的援助律师给予适当奖励，对于在辩护过程中存在违法违纪行为的辩护律师，给予惩罚措施，以做到赏罚分明，既激励了援助律师提供法律援助的积极性，又可以对于侵害受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给予惩罚。

法律调研报告篇4

一、成立法律援助工作站的积极意义

为了健全法律援助网络体系，畅通法律援助渠道，方便基层困难群众寻求法律帮助，我市各县区均在乡镇一级，依托乡镇（街道）司法所成立了法律援助工作站。工作站以开展非诉讼业务法律援助服务为主，接受基层群众的法律援助申请，以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使农村地区“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化解农村的各类矛盾，进一步扩大法律援助的覆盖面，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积极的意义。

二、xx市工作站的主要情况

xx市已建立乡镇（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118个，全市法律援助工作站xx年全年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共200宗，其中民事法律援助诉讼案件18宗，非诉讼调解案件182宗。各乡、镇（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是经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批准，依托乡镇（街道）司法所设立的法律援助工作机构，业务上接受县级法律援助处的指导和监督。

（一）法律援助工作站的主要职责

1、接待来访群众，解答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和提供法律意见。

2、接受群众法律援助申请，按照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和《xx省法律援助条例》的相关规定，初步审查法律援助申请。审查内容主要包括：申请人的身份状况；申请事项是否属于法律援助的范围；申请人的家庭经济困难证明是否真实；申请材料是否齐全。对于初步审查符合条件的并且材料齐全的`及时报送县级法律援助处审批。

3、受所在县（市、区）法律援助处的委托，在县级法律援助处授权的范围门内负责对非诉讼及案情简单的民事诉讼法律援助申请进行审批，提供相应的法律援助；

4、经所在县（市、区）法律援助处的决定，负责安排本站工作人员或者指派所在乡、镇（街道）法律服务所安排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办理法律援助事项；

5、协助上级法律援助机构对本辖区法律援助申请人的经济状况进行审查；

6、协助上级法律援助机构监督管理本辖区法律援助工作；

7、负责组织、协调本辖区法律援助宣传工作；

8、负责组织管理本辖区村（居）委会（社区）法律援助联络员工作；

9、负责收集并上报本辖区法律援助信息资料；

10、负责本辖区法律援助统计工作；

11、负责协助县级法律援助机构对指派的法律援助案件进行案卷归档管理。

（二）工作站对法律援助事项的审批权限

经县级法律援助处的授权，工作站对非诉讼调解案及简单的民事案件有审批权：

1、各法援工作站必须统一使用由县级法援处下发的民事案件受理、审批相关表格、公函。

2、法援工作站应严格审查申请人经济困难状况及案件基本情况。

3、法援工作站自行受理初审案件后必须报县级法援处审批，领取案号。

4、法援工作站办理的案件结案后必须按有关规定交县级法援处归档。

（三）工作站的工作程序

1、请人到工作站申请法律援助，应当填写《法律援助申请表》。

2、申请人到工作站申请法律援助应当提交下列证明及材料：

（1）居民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身份证明；

（2）户口本或者暂住证明；

（3）由申请人工作单位，没有工作单位的，由申请人户籍所在地或经常居住地（居住1年以上）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所出具的且经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乡、镇（街道）或县级民政部门具证的经济困难证明；

（4）申请援助事项的有关证明、证据材料；

3、申请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由其监护人或者法定代理人代为申请。

4、法律援助工作站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给予法律援助的初审意见，并报所在县（市、区）法律援助处作出是否给予法律援助的决定，并由法律援助工作站通知申请人。

对于给予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工作站应当与受援人或者其监护人、法定代理人签订法律援助协议。

对不给予法律援助，申请人对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在收到通知书之日起三日内向县（市、区）法律援助处所在的司法行政部门提出，司法行政部门自收到申请之日内五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并将审查结果通知申请人和法律援助机构

5、工作站受理的属于县级法律援助授权审批的非诉讼及简单的民事案件，应该在自收到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做出是否受理的书面决定，并通知申请人。

6、工作站对于群众来访应及时解答，无法及时解答的，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答复，并做好法律援助咨询登记，对于重大复杂法律援助事项应当及时上报至县级法律援助处。

7、工作站安排本站工作人员承办或指派其他人员承办的法律援助案件办结后15日内，应当填写《法律援助案件（事项）结案报告表》，并按照统一归档目录的顺序整理好有关材料后，做到一案一档，最后将案件档案材料移交所在县（市、区）法律援助处审查并统一归档。

8、法律援助工作站应当填写《法律援助工作统计表》，每季度最后一月的25日前提交所在县

（市、区）法律援助处备案，作为年终统计的依据。

9、根据《xx省法律援助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法律援助工作站办案人员在办结案件后，可以领取办理法律援助事项补贴。县（市、区）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在收到归档材料后及时向办案人员支付办理法律援助事项补贴。办理法律援助事项补贴的标准按《xx市支付办理法律援助事项补贴暂行办法》执行。

三、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思路

1、人员编制不足、专职律师缺乏。我市目前法律援助工作站主要是依托基层司法所设立的法律援助工作机构，其人员编制与司法所的人员是一致的，即司法所人员同时也是工作站的人员，兼职法律援助工作站的工作。目前有很多基层司法所占编人员仅1个，既要负责司法所的工作，又要负责法律援助工作站的工作，这无疑增加其工作负担，影响工作效率。其次，专职律师缺乏，目前我市法律援助工作站还没有专职法律援助律师。因此，要加强法律援助工作站的人才引进，加大对法律援助工作站人员的业务培训，提高其法律服务水平。

2、制度不完善。目前我市尚未出台关于法律援助工作站的统一制度规范，各县区做法不一，工作还不够规范。因此要尽快出台《xx市法律援助工作站管理规定》，对法律援助工作站的工作性质、工作职责、工作程序、档案管理等做出统一的规范，加强法律援助工作站的规范化建设。

3、覆盖面仍需进一步扩大。目前工作站的覆盖范围仅在乡镇（街道）一级，对于一些偏远的乡村，群众申请法律援助存在一定困难。因此为进一步扩大法律援助的覆盖面，更好地为群众提供优质快捷的法律服务，需在各村委会（社区）设立法律援助联络员，使法律援助工作形xx县（市、区）、乡镇（街道、社团）、村委会（社区）三级网络，使法律援助队伍进一步延伸到基层。目前该项工作已在开展中，并对法律援助联络员情况进行了登记，以后将对联络员进行规范管理，并进行必要的培训。（xx市法律援助处）

法律调研报告篇5

去年以来，全省(四川省)法院高度关注国际金融危机的演变及其对我省经济的影响。从目前的情况看，此次金融危机对我省的影响相对较小，但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和引起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已逐步显现。经济领域出现的新问题已在司法层面上得到初步反映。为主动有效应对金融危机，我院成立专门课题组。课题组组织全省三级法院和部分企业代表就法院在服务企业生产经营、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及面临的主要困境进行了专题研讨，在此基础上紧扣法院职能，提出法院工作促进经济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一、金融危机反映到法院工作中呈现的主要特点

（一）经济危机目前在司法层面的影响已初步显现

相关数据反映，目前，涉金融案件收案已呈现上升趋势。其中，部分增量是符合司法规律的正常反映，而非完全因金融危机所致。这主要是由我省所处区位（内陆省份）、经济结构（外向型经济相对比重较小）、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司法规律所决定。未来上升趋势将更为明显，可以预测，在xx年以及之后较长的时期内，金融危机的影响将大量反映到司法领域。

（二）所涉法院和工作领域较为集中

从所涉法院范围来看，目前大成都经济圈内的基层法院相对反映明显，已审理或正在审理的涉金融危机的案件较多，如成都市武侯区、高新区、青羊区等基层法院，而中、高级法院和其他市、州法院尚反映不明显，已审理或正在审理的涉金融危机案件较少。从所涉工作领域来看，在民事审判、执行领域已有明显反映，刑事审判领域也有一定程度的反映，行政审判领域目前尚不明显。

（三）五类案件明显上升

一是涉及企业破产清算案件明显增多。该类案件涵盖劳动合同、借款合同、买卖合同、土地使用费等多种纠纷。二是劳动争议大幅上升并出现新情况。xx年全省劳动争议案件同比增长102.95%，其中群体性劳动争议案件上升势头明显。三是房地产纠纷大幅度增长并出现新情况。xx年全省房地产合同案件同比增长78.48%，该类案件涵盖了建筑施工、劳动争议、商品房买卖、预售等多种纠纷。因社会整体经济低迷、房价下滑，出现了购房者按揭断供、开发商交房买方不接受、恶意毁约、违约等情况，这类纠纷敏感度高、易形成连锁反应的群体性纠纷。四是贷款纠纷大幅增长。如成都市青羊区法院xx年下半年贷款案件同比增长101.3%，信用卡透支案件增长360%。五是涉及中小企业的传统商事案件上升明显。xx年全省票据案件同比增长18.75%，股东权案件增长65.99%，证券案件同比增长642.11%。

（四）诉讼保全、执行工作呈现新动向

xx年全省法院诉讼保全和执行案件均有明显上升。银行要求收回贷款，以及因资金链断裂导致诉讼保全的案件均已显现。

二、当前人民法院在服务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法院自身面临的问题

1.个别审判人员对法院工作应对金融危机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个别法官认为金融危机是国家宏观经济管理职能部门的事，远离自己的工作生活，表现出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同时，对金融危机的危害性认识不足，认为金融危机主要是对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影响大，而对我国无甚影响或影响较小。

2.部分法院对如何积极主动服务企业促进经济发展思考不够、行动不力。部分法院认为法院只能被动受理案件，而后在审理、执行中才能服务企业，而不是主动积极地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及经济风险，服务经济发展。

3.对部分企业经营受损是否确属金融危机影响甄别不够。在金融危机中确有部分企业是因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而致资金紧张，履约能力受限。但也有一部分企业与此无关，而是借机恶意毁约、要挟、赖债及逃债等。调研显示，在过去的工作中，法院对该类情况的把握和甄别不够。

4.法院服务经济发展的要求与难度明显加大。与常态纠纷相比，在金融危机这一非常态背景下，涉金融危机纠纷面临着更多的突变性和非确定性，使法院工作服务经济发展的要求与难度明显加大。这就要求法院保持一种稳健和冷静的司法态度，一方面要加强对涉金融危机纠纷的预测研判，做好应对准备；另一方面要高度重视对相关问题的专题调研，确保司法应对能动有序。

5.司法解决纠纷面临的难度、风险和成本加大。灾后重建与金融危机背景下，各类纠纷所涉社会因素、政策因素与法律因素多重交织，司法的有限性表现得更为突出，单纯依靠司法解决纠纷所面临的难度、风险和成本进一步加大。如果法院不加分析，全然介入，不仅难以有效和顺利解决纠纷，还可能使矛盾进一步激化，加大解决问题的难度和成本的投入。

6.裁判标准的把握及利益冲突的平衡难度加大。由于地震和金融危机因素的介入，司法案件中的社会关系和争议焦点因此变得更为复杂、多样，突出反映在五方面：共性要求与特殊情形并存；法律问题与社会因素交织；历史原由与突变情势纠结；常态调控与应急处置交错；程序选择与实体裁量两难。针对具体个案，特别是广受关注的争议性案件的司法裁量一般化与个别化之间的潜在冲突有所加剧，保持统一的裁判标准、平衡利益冲突难度加大。

（二）相关规定不完善制约了法院功能的发挥

1.司法救助的范围有限。根据我国现行有关司法救助制度的规定，免交诉讼费的救助对象仅限于符合条件的自然人，而不包括企业。而受这次金融危机冲击较大的是中小企业。这些中小企业向人民法院申请诉讼费缓、减、免时，如果严格依法则不符合条件，即使符合条件也仅能缓、减，而不能免交诉讼费。

2.司法高效的要求与简易程序适用范围存在冲突。我国目前关于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类型已有明确规定，而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较为突出，尤其在这个特殊时期更显紧张。如成都市武侯区法院平时民事法官一年人均办案300余件，如要进一步提高司法效率，就需要扩大适用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

3.管辖权下放与基层法院办案能力存在一定矛盾。根据法院相关司法解释对经济纠纷级别管辖的规定，将原由中高级法院一审的85%以上大标的民商事案件下放到基层法院。这一规定虽有一定合理性，但基层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突出，且基层法院部分法官的司法能力有待提高，在此特殊时期矛盾更显突出。

4.《物权法》相关规定过于原则。调研显示，商品房地下车库的归属问题以及物业纠纷频发（这类纠纷处理不当易引发连锁性群体纠纷），但因《物权法》规定较为原则，相关实施细则及司法解释尚未出台，致各地法院在处理中把握尺度不一。

5.对“金融危机”是否属免责事由理解不一。因金融危机致不少企业签订的合同不能履行，出现了大量违约案件。但对“金融危机”是否可视为“不可抗力”或“情势变更”，目前尚存在不同认识，亟需相关政策或司法解释予以明确。

（三）司法政策影响了法院功能的发挥

1.清理执行积案专项活动与服务企业“过冬”需要进一步协调关系。中央政法委牵头的“清积”专项活动，目前正在深入开展，而在被执行人中有大量属于受金融危机影响的企业。因此，“清积”工作与服务企业“过冬”二者之间必然存在紧张关系。虽然在执行中法院会尽可能调整司法策略，创新执行方法，平衡双方利益，但在穷尽一切手段后，冲突仍有可能存在，法院应如何选择，需要较为明晰的司法政策指导。

2.维护金融安全与服务企业“过冬”需要进一步协调关系。二者均是中央政策的要求，但金融企业追收欠款所涉的一部分企业正好又是受危机影响的企业，法院在穷尽策略和手段后，部分案件间的冲突仍在所难免，法院如何选择，同样需要司法政策指导。

3.维护社会稳定与服务企业发展需要进一步协调关系。一方面，金融危机中人民群众对法院工作的效率、实效要求更高；另一方面，受金融危机影响的部分企业又是被告或被执行主体，需要给予一个喘息之机以安全“过冬”。法院工作一方面要考虑人民群众权益与社会和谐稳定，另一方面又要考虑企业的发展，致使法院工作面临两方面矛盾的协调难度增大。

三、人民法院应对金融危机、服务经济发展的对策路径

人民法院应密切关注金融危机走势，通过充分发挥法院职能作用，积极引导金融市场良性发展，推动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一）进一步转变工作理念，创新工作方法。一是进一步认清形势，增强工作的针对性。通过分析国际金融危机的后续发展、变化态势，以及对我国、我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影响，认清法院工作在化解金融危机影响、维护社会稳定方面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增强使命感、责任感，不断探索新的有效应对措施。二是转变观察和处理问题的模式。认真研究和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善于从政治上观察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做到变被动为主动。跳出法院没有案件就不能服务经济的狭隘意识，既处理好案件，又积极主动的参与防范、化解社会矛盾。三是打破思维定势，注重利益平衡。常态思维下，部分企业尤其是房地产、外向型等企业被视为强势主体，但在金融危机这一非常态社会背景下，部分企业转变为“弱势群体”，这就需要改变对案件的惯性思维与判断标准。在具体案件的处理中，要注重考量、权衡案件处理的利弊得失，既要权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又要权衡当事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四是创新工作方法。对一些涉及面广、成因复杂、在不违背法律和政策的前提下，坚持突破常规，特事特办，避免机械执法，就案办案，防止个别纠纷转化为群体性纠纷，防止民事纠纷转化为治安或刑事案件，防止非对抗性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矛盾。

（二）积极延伸审判职能，扩大司法服务空间。一是积极建立对企业进行定点法律援助的帮扶机制。为帮助企业安全“过冬”，切实建立对企业进行定点帮扶的法律援助机制，将部分影响严重的企业列为法律援助定点单位。通过对定点企业进行走访和调研，了解我省企业经营状况和亟待解决的法律问题，主动为企业提供法律服务。二是建立联席沟通机制。通过召开座谈会等形式，将企业因金融危机已经面临以及可能面临的法律政策问题逐一梳理，邀请相关专家、职能部门共同研究，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意见。三是积极提出司法建议。对于法院在服务经济、办理相关案件中发现的一些问题，积极采取司法建议的方式向相关部门提出，促使问题得以解决。四是适时开展专项活动。通过开展“进企业提供服务，帮助企业解困”等专项活动，切实帮助企业度过难关。

（三）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依法服务经济发展。一是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保障金融安全。依法打击侵犯国有资产等各类经济犯罪和职务犯罪，限度保护国有金融债权。严厉打击金融犯罪活动，制裁金融违规行为，加大追缴赃款、退赔的力度，限度地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二是充分发挥民事审判职能，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依法限度保障国有金融债权，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依法保护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护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资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合理把握涉企业债务案件的审判尺度，妥善审理因资金链断裂引发企业债务的重大案件，防范和化解因企业资金链断裂造成的风险和困难。依法审理涉房地产、保险、证券、期货、信托、知识产权等类案件，合理运用破产清算、重整及和解制度，服务经济发展。三是充分发挥行政审判职能作用，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依法支持行政机关服务经济的整治行为，遏制地方保护、地区封锁和部门行业垄断。加大征地、拆迁等行政案件的审理力度，促使行政机关正确履行法定职责。创新行政诉讼结案方式，大力推行协调和解，坚持保护与监督并重，促进法治政府建设。四是充分发挥执行职能作用，确保合法权益得以实现。大力加强金融案件执行力度，着力解决金融纠纷案件难以执行的问题。认真研究执行工作策略，积极探索灵活多样的方式方法，慎重使用强制执行措施。加强同相关部门的协调配合，不断完善化解“执行难”的综合联动机制。建立执行案件信息管理体系，推进执行救助专项资金的建立，妥善解决特困申请执行企业的困难，帮助企业安全“过冬”。

（四）建立和完善工作机制，确保法院功能有效发挥。一是建立纠纷甄别机制。各级法院在立、审、执的各环节建立纠纷甄别制度，区分哪些主体确属受金融危机影响，哪些是借危机为己寻利，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的采取应对措施。二是健全立、审、执“绿色通道”机制。对需要及时处理的涉金融危机纠纷、涉民生案件，适用快立、快审、快执的“绿色通道”，及时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三是建立重大案件报告制度。对于涉及金融机构、国有资产、企业改制、资金链断裂、投资者出走等产生的群体诉讼以及影响金融经济秩序稳定、社会稳定等特别重大的案件，各级法院实行逐级向上级法院报告制度。四是建立重大案件集中管辖制度。对于涉及当地行业龙头企业资金链断裂引发债务以及涉及群体性纠纷等重大案件，实行集中管辖，由省法院统一协调、指定集中审理和执行，统一裁判标准。

（五）加强组织协调，不断提升司法保障和法律服务的能力和水平。一是紧紧依靠党委的领导和政府的支持，依法处理好群体性纠纷案件。在处理群体性纠纷中，紧紧依靠党委的领导和政府的支持，加强与工商、公安、金融监管、劳动保障及相关经济金融政策制定机关、监管机关的沟通协调，将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途径有机结合，有效化解纠纷。二是在应对金融危机中提高法院队伍司法能力。着力提高法院队伍应对金融危机、服务“两个加快”、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坚持不懈地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认真执行法院的“五个严禁”及省法院的相关规定，提高广大干警廉洁自律、拒腐防变的意识和能力，维护司法廉洁，促进司法公正。三是加强调查研究和宣传工作。深入开展前瞻性调查研究，及时总结审判经验，研究制定指导意见。加强司法宣传工作，及时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典型案例、组织专题报道等形式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和引导各类市场主体增强依法经营和风险防范意识，努力营造公平有序的经济秩序。四是加强组织指导。省法院切实加强对大要案件处置工作的监督指导力度，对可能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案件，注重认真研究、精心审理、及时总结经验，妥善化解矛盾纠纷，切实推动经济发展，服务“两个加快”。

四、促进经济发展的几点建议

应对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通过国家和社会的各种力量，全面加强协调配合，修改完善相关法律政策，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共同做好有关工作，从而形成联动合力，为企业创造宽松环境，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一）针对实践中反映较为集中的法律政策问题，建议有关部门及时加以修改完善，确保法院工作有序高效进行。一是建议修改司法救助的主体范围，将确有困难的中小企业纳入免交诉讼费等司法救助范围。二是建议通过修改法律或司法解释的方式，扩大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范围，赋予部分案件当事人在级别管辖上享有一定的选择权。三是建议《物权法》实施细则尽快出台，对“金融危机”是否属民法上的“不可抗力”或“情势变更”尽快在法律上予以明确。四是建议出台相关司法政策，统一有关纠纷的应对思路和处理尺度。

（二）由省委政法委牵头成立应对金融危机的协调机构，加强组织协调。由党委、公检法、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企业、行业协会、基层组织等相关人员组成，定期交流，加强信息共享、法律研讨、工作经验交流及工作协作联动。在此基础上，建立快速反应机制、情况通报机制。

（三）建立健全风险预警机制，加强对金融危机的防范和化解。相关单位立足自身职能范围，进一步提高对集团纠纷苗头的敏感性，加大矛盾排查力度。对于有矛盾苗头以及有示范效应、可能引起连锁反应的事件，及时向本级及上级政法委与政府报送预警信息，做到早发现、早预防、早控制、早处置。

（四）由省委政法委牵头，推动川渝或更多省、市协商形成不同省、市司法机关之间的工作联动机制。切实加强各司法机关之间互通案件信息、司法工作协作、社会力量配合等方面的合作与协调，共同应对、妥善处理涉金融危机案件。

（五）各级政府在实施各项宏观调控措施时，进一步规范行政行为，减少行政争议。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拆迁、环境保护、房地产等领域，各级政府及职能部门要进一步规范行政行为，尽量减少行政争议的发生，更加重视通过协调和解的办法解决行政争议，帮助企业平稳过渡，安全“过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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